李援朝见王嫣燕愿意听取意见，就又说：
“嘎豆儿说话虽然直率、欠考虑，但有些话，值得我们思考。”
“他、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说的什么话？”
“比如说：听黄化民的，给革命红庙里的土偶跪拜磕头…”
“我没有听从黄化民的！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、崇敬心情，发自我的内心！泥塑像是取其象征意义。而且黄化民虽然个人的品质低贱，但他说出来的话未必都不对，如果他高呼共产党万岁，能说他喊的不对吗？”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；我是说：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，是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，不应该相信烧香磕头喊万岁、那些类似封建社会的祭祀活动…”
“这是在表达我们革命群众、对革命领袖、深深的敬仰热爱之情，深深的良好健康祝愿；或许在方式方法上有些粗、陋，有些俗套土气，但感情是真挚的！”
“我说不过你，不争这个了。你以后再去场部，找黄肥民谈什么工作，带保镖一样的，挑上我们一两个男知青一起去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别看我们男知青、一个个都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当地的污言秽语倒是听得多了，多脏的话也能学着骂出来……”
“你是、你是在自豪？”
“不不。我是想说：下次去找黄化民谈什么事情，带上几个男知青，我、或者邦子相片儿谁的；黄化民一骂人，你们女知青就走开，我们跟他对骂，准输不了仗。”
“那这就不是、革命知青，是小痞子，是小阿飞。”
“人到一个新地方去工作、生活，是不是、得有所改变？比如说从广州到沈阳，就必须得做件老棉袄带上吧？”
“当然、要有所改变，要适应新环境、紧跟新形势嘛。”
“到这种偏僻落后的地方，就得学得粗野些，要是一群温良恭俭让的书痴，肯定让人踩祸得抬不起头来…”
“不要歪曲毛主席的语录！不要降低做人的标准！”
“嗬，摔大帽子了。温良恭俭让是一句古人说的话，又不是毛主席发明的，我是从古代引用过来的。如果说做人的标准，也是因地制宜、入乡随俗，没有个统一的标准…”
“怎么能没有统一的标准哪？道德上、政治上的，无产阶级的做人标准、和资产阶级的做人标准就截然相反，本质不同嘛。”
“我为啥改变本质？我是说…”
“内容决定形式，形式表现内容！”
“我不跟你争辩理论上的高低对错。我是想说：知青在兰州搞文化大革命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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