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后在战地医院的那几天，我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战争，绝不是以前想象中的距离我那么遥远的了。就在医院的不远处——到处都是爆炸的巨响，房屋的废墟，淌着鲜血的伤员不断的用担架抬进医院。爸妈都很忙，他们一刻都没有停下来。那种幸福感也很快就消失了，虽然家人就在自己的眼前，但我们却仍然缺乏安全感。那无处不在的危险，你无法和它做斗争，它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，那感觉很可怕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无法再触摸到你爱的人温暖的体温。我从来都讨厌这种感觉，就好比我不害怕死亡，但讨厌死亡一样。在战地医院时是这样，后来在莱茵河时也是这样。
妈妈和另一个护士抬着担架进来，又一个伤员被送进来，他的军装被血染红了一大片，胸口中了两颗子弹，估计他是活不成了。不过医生从来没有过一开始就放弃病人。爸爸拿一大堆棉花帮他的伤口止血，但那不怎么管用，因为他的嘴巴里一直冒出大口大口的鲜血。刚到这里时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，我害怕得差点要晕厥过去，但是到第三天时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医院白色的瓷砖上，随处可见血渍，护士们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擦掉。我去拿来跟多的棉花和绷带给爸爸，我看着那人的血一直都无法止住，其实没有过太久，他身体的抽搐就停止了，痛苦结束了。爸爸又一次闭上眼睛几秒钟，把手放在胸口和额头祈祷，我听见他在嘴里轻声念道“对不起。”其实那又不是他的错，但他仍显得很难过，病人的离开对一个医生来说是打击和挫折，但在这里，在战地医院，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爸爸把沾满血的棉花扔进一边的垃圾桶里。他又开始帮送来的另一个伤员止血，一次又一次。死了的伤员就被担架抬出去——就好像他们刚被抬进来的时候一样，被放到医院后面的坑里。
我发现在那里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她跟我一样给伤员包扎伤口，递给医生注射器和棉花绷带。我一直都在注意她，期待她什么时候会上来跟我打招呼。但她懒得多看我几眼，她一直跟在一个棕色短发的女人身后，那个女人年纪看上去不大，大概二十来来岁，穿着白色的护士制服。我有一次看到她把她身上衣服的衣角撕下来，绑在一个伤员的手臂上，因为那时绷带用完了，物资还没来得及送。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和灵敏的反应能力。不过她却好像很冷淡，就和那个女孩一样，很少有笑容，那双绿色眼眸的眼神冷峻得让人发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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