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上海，父母在文革期间被送进了‘牛棚’隔离改造，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体校里度过的，幸好体校是住宿的，否则回家的感觉，和孤儿没什么区别。我先是下围棋后是游泳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和百香果一样没考上大学。但我天资还算可以，没读什么书居然也考上了中专，在我们80届应届毕业生中，能考进大学和中专的比例大概是二十分之一吧，我很满意，因为是我喜欢的航海学校，以后有希望做船长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想做个诗人。在我中学毕业后，我向初中时一直暗恋着我的一个女同学求爱，结果遭到拒绝，理由是我没考上大学。我很郁闷，在东安公园的翠竹茶楼里，在写我的第一首诗，写我失恋的痛苦。一张白纸上一行隔一行的写，是很容易被发现在写诗的。那是1982年的事，隔壁座位上的一帮年轻人把我叫了过去，他们是自发搞文学的，还自己出版了一本月刊，名字叫《申晨文学》，于是我加入了这个申晨文学社。当然，也写了许多伤感的诗，也认识了舒婷顾城北岛等等当时的蒙胧派诗人。我做了《申晨文学》的主编，还出了一本个人诗集，每本五角，在各个校园里兜售。就是这本诗集，被几经转手，最后到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女孩子的手中。她不仅看了，还特意买了一本漂亮的本子，在上课时，偷偷地在课桌下把我的诗全部抄了下来，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前妻。
她拿着我的诗集到处询问我的住址，一个星期后敲开了我的家门。
我们恋爱了，回想起那段日子，留给我的感觉就两件事，写诗和做爱。三年后我们都毕业了，她整天画画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爷爷的画，能稍稍看懂一点的原因，而我，偶尔上船工作，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来源，其它时间就在家写诗。那时，我的父母已经平反昭雪回了家，捞上了一身的病。父亲对我写诗这件事，及其反感，甚至深恶痛绝。
在我第四次陪她去打胎时，医生说，子宫太薄了，还是生下来吧，以后怀胎很可能习惯性流产的喽。我们知道双方父母都反对这门婚事，特别是她父亲，一直希望她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人。但我们两个年轻人还是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，我们瞒着双方父母去开结婚证了，文学社的‘作家’和‘诗人’们在结婚登记处的门外，看到我们拿着结婚证蹦蹦跳跳的奔出来，他们都激动的哭了。
我恨她父亲见钱眼开，她父母的家我是坚决不去的，而我父母给了我一间七平方米的亭子间，也算是对这不满意的婚姻给足了面子。
那时我们很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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