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子祥客观的回答道：“在香港，我还是第一次打官司，正拭目以待。而在内地，我们讲求的是执法为公。当然，我们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时候执法不公的问题，正在纠正当中。”
“那么诽谤法不就限制了言论自由么？”
曾子祥不赞同记者的说法，“诽谤法不是制裁言论自由的。国际上公认的观点是：诽谤法是力求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平衡，所以是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。诽谤法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，使言论自由和人格权的冲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，一些国际人权公约都是把两者作为一对矛盾来规定的，香港人权法案也体现了这个精神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都是基本人权，这两者必须得到合理的平衡。诽谤法就提供了一个平衡器。”
“关于这次基金会诉港媒侵权一案中，采取证明内容的真实性由谁主张谁举证，我们的媒体表示不太理解，这不是有违抗辩理论么？”
证明内容的真实是新闻媒介在诽谤诉讼中全面抗辩的第一项理由，这也就意味着诽谤的被告要来证明诽谤的真实性。比如你发表文章说希望工程有贪污，那么你就要举出事实来。举不出贪污的事实来，就要在诽谤的官司中败诉，承担诽谤的不利的法律后果。按昭内地法律规定，新闻侵权案不论刑事还是民事，证明真实的责任主要是在原告。刑法把“虚假”规定为构成犯罪的要件，即“捏造事实，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”，这样虚假就成为诽谤的构成要件。按刑法和刑诉法，证明有罪的责任在原告，被告不需要自证无罪，所以起诉诽谤罪，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言论是虚假的，而被告能否证明自己言论是真实的，不是法定的责任。
对这一点，不仅媒体有些不理解，许多居民也不一定清楚，曾子祥觉得这记者故意搞理论方面的弯弯，但又不好言辞批判，如果一个言论不当，香港媒体乱捅出来，那就有口难辩了，他不想围绕这个多说，毕竟属于法律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，自己也不是专家学者，哪能样样精通呢。
他淡淡的道：“这方面的理论，早就铺天盖地，专家学者论述较多。我倒是可以举一个例子，让你能有一点直观的感受香港和内地的区别：比如记在街上看见商店一位营业员骂人，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个营业员，营业员完全不认帐，告记者诽谤，而记者也没有记下被骂的顾客或者旁观者的姓名，更没有现场录音，就是说无法举证，而营业员也举不出他没有骂人的证据，这个案子怎么判呢？在香港就要判记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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