厘金是在太平军兴后清廷财权下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重要税种，太平军兴前，清政府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，收支之权秉于户部，地方财权被严加限制。以湖北一省地丁钱粮为例，清康熙二十四年，存留比为20.39%，乾隆年间为29.88%，至道光七年，湖北应征起运额银“八十七万九千七百六十一两一分三厘”，存留额银仅为“一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两六钱九分”，存留比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值。太平军兴后，由于军费激增，中央财政极为窘迫，至咸丰三年，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有二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八两。为应对危局，清廷被迫将部分财权下放地方。咸丰三年六月，咸丰帝谕令各地督抚：“其各就本省地方情形，力筹济急之策，权宜变通，其势不得不然”。咸丰四年，清廷下旨允许各地“以本省之钱粮，作为本省之军需”，赋予地方政府动支、截留钱粮盐漕等款项的权力，并以“就近筹粮，兵丁得沾实惠”鼓励地方政府开辟新的饷源。
太平军兴之初，仿照户部及各省成例，湖北历任督抚采取种种手段筹措军费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鼓铸大钱与推广捐输。咸丰四年十月，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汉三镇后，湖广总督杨霈指令在省城宝武局招募匠人，试铸大钱，至十二月，“已得各色大钱合常钱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串”。但此举难以维持，咸丰五年后，湖北除少数当十大钱仍在流通外，鼓铸基本停止。因方法易行且初期收数丰厚，捐输一度成为湖北的主要筹饷方式，除湖广总督、湖北巡抚派人四处劝捐外，荆州将军也获得以捐输筹饷的权力。但是，由于劝捐的对象以缙绅阶层为主，自咸丰三年起，湖北多数州县陷于战乱，富户纷纷出逃，至咸丰四年，捐输收数锐减。因鼓铸大钱与捐输等手段纷纷失效，清政府亟须开辟新的财源，厘金即产生于这个大背景之下。
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雷以諴以刑部侍郎帮办扬州军务，负责为江北大营筹措军饷。是年夏，雷以諴用幕僚钱江议，于扬州里下河设局，对米行商贾行捐厘之法，定扬州附近的仙女庙、邵伯等镇米行，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。咸丰四年三月起，其法推行到里下河上下游各州县米行，并对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，大致值百抽一。当年下半年，江南大营在镇江、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。厘金制度的出现，不但可以弥补当时国内常关因战事而损失的收入，且厘金局卡有“因地制宜”设置的灵活性，各地督抚通过广设局卡抽收的巨额银钱，有效保障了镇压太平军的经费。此外，厘金作为一种商业税，直接伤害的是商人的利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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